來源：《中國教育報》
近年來，我國著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這是一項既符合產業轉型升級需求，也契合我國高等教育變革的重大戰略決策。
我們知道，現代高等教育肇始于歐洲中世紀的意大利，博羅尼亞大學甚至享有“歐洲大學之母”的美譽。此后數百年間，經歷了宗教教育稱尊（中世紀歐洲諸國），人文教育、博雅教育盛行（英國為主），到“研究重鎮”（德國為主），再到人才培養、前沿研究與服務社會的有機統一（如美國）?？梢哉f，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隨著時代脈動而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也意味著超強的綜合國力和世界影響力。
現代德國大學的“雙元制”模式是在吸收歐洲各國經驗的基礎上，根據自身經濟社會特點而創造的新機制，正是這一符合德國也順應世界高等教育大趨勢的變革，不但使德國高等教育后來居上，而且成為北美、亞洲等國爭相效仿的榜樣。尤其是《莫雷爾法案》實施后，美國眾多“贈地大學”大多以德國大學為模式而設計。
考慮到美國各州工農業發展對技術、人才的極度渴求，于是，以威斯康星大學為代表的諸多州立大學既研究高深學問，又注重應用技術和職業教育，主動服務本州。它們與早前的農工學院一起構成了具有美國特色的職業教育和應用技術大學的群體樣本。當然，在這種新型大學剛剛落地，根基尚不牢固時，受到了某些保守人士的非議和指責，他們將威斯康星這類大學貶低為“放牛娃大學”。然而，這些新生事物沒有被保守勢力所絞殺，它們克服聲望不高、經費困乏、生源短缺、師資不足等重重困難，逐步被世人認可。在它們的帶動下，美國的中等職業教育也得到了長足發展，為后來美國的制造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技術工人。歷經一百余年，當初許多飽受白眼的大學已經成為美國乃至世界頂尖名校。美國也因此超越其他歐洲老大哥，成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
所以，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只有在順應社會發展規律的前提下，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艱苦努力，高等教育才能登堂入室，傲立于世界之林。
在亞洲，當德國高等教育通過變革，形成“雙元制”職業教育體系后，日本認真吸收其主要經驗。近代日本的大學模式源自德國，它既充分吸納了洪堡的辦學思想，也吸收了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職業教育思想，從而使日本在明治維新后便完成了普通（高等）教育與職業（高等）教育有機融合的重大革新，大大推動了日本整體教育水平。尤其是職業教育體系的完整性、科學性、吸引力等諸多因素，不但超過了歐洲許多老牌職業教育大國，甚至可與世界第一職業教育強國——德國媲美。
我國的現代大學理念同樣算是西學東漸。以北京大學為代表、為數不多的大學基本上源于洪堡理念。彼時，無論是國立還是私立大學，都是英才匯聚，造就了中國大學的輝煌歲月。即使是烽火彌漫的抗戰時期，以西南聯大為代表的西遷大學并沒有降格以求。但是，對于德國獨樹一幟的“雙元制”，當時的高等教育界并未足夠重視。
切中肯綮地說，我國近代職業教育發端與日本同步，它最早始于1866年清朝閩浙總督左宗棠創辦（后由船政大臣沈葆禎主持）的馬尾船政學堂。當代著名教育學家顧明遠先生在論述中國近代職業教育時，曾精辟地指出：“其發端比普通教育還早，但步履之艱難，遠甚于普通教育”。
由于長期形成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觀念影響，也因為近代中國工業基礎薄弱、國力積弱，導致職業教育自創立之日起，便處于低等、末流的地位。即使以黃炎培先生為代表、來自社會各界名流發起成立了“中華職業教育社”，加上在中國具有重大影響的美國哲學家、教育家杜威來華推動職業教育，但效果甚微。職業教育更多的是被學者冠以“飯桶教育”“作孽教育”甚至“奴隸教育”的鄙號。有影響的學者如此貶低，民間更是敬而遠之，生怕子女們誤入職業教育的“歧途”。
與職業教育相關的職業，無論是自由職業還是“鐵飯碗”，在待遇、聲望等全面處于下風。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期內，這種長期厚薄高下之分雖然得到了一定的緩解，但在改革開放后，特別是眾多大學不滿足于農、林、礦、工、油等學科專業優勢，轉而盲目追求“高大全”，向北大、清華看齊的熱潮下，職業教育再次被邊緣化。
世界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反復證明：在工業化、信息化時代，在制造業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任何輕視、逸脫職業教育的高等教育都注定是跛足的、殘缺不全的。相反，包括美、德在內的高等教育強國，無一不是普通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齊頭并進、彼此推動。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既順應了世界高等教育發展規律，也完全符合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規律。
現代職業教育的高度最終將成為我國高等教育水平和質量的測量器。
